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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中午，姜泰谦去附近一家常去的汤饭店吃午饭。店面很小，挤在两家已经关张、贴着“出租”白条的店铺中间，像一颗摇摇欲坠的牙齿。老板是个六十多岁的跛脚老头，以前在大型造船厂做焊工，工伤退休后开了这家店，勉强糊口。

    店里没什么人，只有两个穿着廉价西装、面色憔悴的年轻上班族，对着两碗几乎没动过的泡菜汤发呆，低声交谈着被裁员后的出路。电视里放着午间新闻，女主播用甜美的嗓音播报着又一家中小型企业破产，创始人跳楼的消息。画面切到抗议现场，一群头发花白的老人举着牌子，上面写着“还我棺材本”、“养老金骗子去死”，在冰冷的寒风中瑟瑟发抖，被防暴警察沉默地围挡着。

    “世道啊……”老板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牛骨汤过来，放在姜泰谦面前，叹了口气，用油腻的围裙擦了擦手，“以前在船厂，虽然累，但到日子就发钱，心里踏实。现在？嘿。”他摇摇头，跛着脚走回灶台后，背影佝偻。

    姜泰谦默默吃着汤饭，滚烫的汤汁下肚，却驱不散心底泛起的寒意。他看着窗外街道对面，那家曾经生意红火的连锁咖啡店，如今也挂上了“停业装修”的牌子，玻璃窗上贴着巨大的招聘广告——“招募海外劳务，年薪三千万韩元起，无经验可，包吃住”。广告纸上已经有了破损，在寒风里哗啦作响，像招魂的幡。

    他想起自己那个贸易公司，那些来自印度的、看似正常的订单。背后连接的是拉詹庞大的、黑暗的网络。而他，是这网络伸向韩国的一根微不足道的触须。他呼吸的每一口“正常”空气，吃的每一口热饭，账户里每一笔“干净”的流水，甚至静妍肚子里那个孩子的未来，都隐约沾染着那个网络的毒。这个认知让他胃部一阵痉挛。

    但他立刻压下了这不适。不，不一样。 他对自己说。我只是利用渠道，做点正经生意。我在养活我的家，我的员工。我和那些骗人去海外挖矿、卖器官的不一样。 他在心里划了一条模糊的、自欺欺人的界线。

    吃完出来，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。他看见街角蜷缩着一个流浪汉，裹着脏得看不出颜色的毯子，面前放着一个破碗，里面零星几个硬币。流浪汉抬起头，浑浊的眼睛和他对视了一瞬，那里面没有任何乞求，只有一种彻底的、死水般的麻木。

    姜泰谦移开视线，快步走开。心脏某个地方，却被那眼神刺痛了一下。他想起了李成国，智勋的父亲。那个老工人脸上，偶尔也会闪过类似的神情，尤其是在提到儿子时，那深藏的忧虑和无助。他每个月定时打过去的“智勋孝心钱”，像一剂微量的止痛药，暂时麻痹了那份痛苦，但也让那麻木更深地渗入了骨髓。

    他拿出手机，想给李美兰打个电话，问问近况，再说点智勋的“好消息”。但手指悬在拨号键上，最终还是没有按下去。他害怕听到李美兰强作欢欣的声音，害怕那声音底下压不住的担忧会戳破他精心编织的谎言泡沫。他选择了逃避，像这座城市里大多数疲惫的人一样，把头埋进沙子里，假装听不到远处冰山崩塌的巨响。

    傍晚，他去参加一个所谓“江南区青年企业家交流会”。地点在一家高级酒店的会议室，提供免费的自助餐和廉价红酒。到场的人比他想象的多，大多二三十岁，穿着体面的西装，脸上挂着训练有素的、渴望成功的笑容，但眼神深处是相似的焦虑和迷茫。

    演讲台上，一个自称“创业导师”、梳着油头的中年男人，正口若悬河地讲着“蓝海战略”、“颠覆式创新”，PPT上满是夸张的箭头和上升曲线。台下的人认真记着笔记，眼睛里闪烁着饥渴的光。

    姜泰谦站在角落，冷眼旁观。他认识其中几个人，打过交道。有的是真有点小生意，挣扎求存；有的和他一样，挂着空壳，在灰色地带游走；还有几个，眼神闪烁，言谈间总提到“东南亚机会”、“中东项目”，他几乎能闻到他们身上和拉詹网络相似的气味——那是绝望和贪婪混合后，发酵出的、带着铁锈和血腥的甜腻。

    “姜社长，最近生意不错？”一个以前在黑道有些联系、现在转行做“跨国人力资源”的胖子凑过来，压低声音，“听说你印度那边有关系？有没什么好项目，带兄弟一个？现在国内这环境，真是没法待了。”

    姜泰谦敷衍了几句，找了个借口走开。他感到一阵反胃。不是对这个人，而是对弥漫在整个会场、乃至整个城市的这种氛围——一种集体性的、急于逃离的恐慌。精英们想逃往更光鲜的海外，中产想逃往更安稳的体制内，底层想逃往任何一个承诺能活下去的地方。而逃离的通道，大多沾染着肮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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