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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少年的心思总是简单又决绝。我一夜未眠，看着窗外的月光，想起父亲炒茶时的背影，想起哥哥给我讲题时的认真，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。最终，我做了决定。我偷偷收拾了简单的行装，只有几件换洗衣物，还有父亲留给我的一块旧手表。在一个清晨，天还没亮，我留下了那张写满愧疚与决绝的字条，放在家栋的枕头边。

    “哥，我随黄阿姨去伦敦了。勿念，勿寻。好好高考，这是爸爸的心愿。我会照顾好自己，等我站稳脚跟，就回来找你。——茵茵”

    墨水洇在粗糙的纸上，像我的泪。我不敢想象家栋看到字条时的神情，他会不会生气？会不会难过？会不会觉得我背叛了他？我咬着牙，不敢回头，跟着黄茹眉，坐上了去县城的汽车，又转乘火车、飞机。一路颠簸，我像一只逃离巢穴的幼鸟，怀着对未知的憧憬与恐惧，飞向了迷雾重重的伦敦。

    伦敦的天气，总是灰蒙蒙的，难得见到敞亮的太阳。空气里带着潮湿的气息，和家乡干燥的风截然不同。姑姑林月清来机场接我，她比照片里老了许多，眼角有了细纹，头发也染了些黄色，穿着一件米色的风衣。见到我，她先是抱着我哭了一场，絮絮叨叨说着对父亲的愧疚，说当年不该那么固执，让兄妹二人成了永别。她的怀抱很温暖，可我总觉得有些陌生。

    姑父黄中雄开着一辆黑色的汽车来接我们，他身材微胖，脸上总挂着笑，但那笑意并未抵达眼底，像是刻意装出来的。他开着一家中餐馆，在伦敦的一个华人聚居区，店面不算大，生意不算顶好，但也能维持生计。我们住的公寓就在餐馆楼上，狭小而嘈杂，楼下餐馆的油烟味总能飘上来，呛得人难受。

    起初，黄茹眉热情地帮我张罗，带我去买衣服，去熟悉周围的环境。她说我年纪小，英文也不好，书暂时不必急着念，先在姑父的餐馆里帮帮忙，赚点零花钱，也能尽快适应这里的生活。我想着自己刚到这里，确实需要帮忙，便答应了。

    于是，我便在餐馆里做起了杂工。每天天不亮就起床，洗碗，擦桌子，招呼客人，收拾残局。工作辛苦，从早忙到晚，手上沾满了洗洁精的泡沫，变得粗糙，再也没有了采茶时的细腻。薪水却寥寥，黄茹眉说餐馆生意不好，先委屈我，等以后赚了钱再给我涨。我信了，默默攒着那点微薄的工资，想着以后能给哥哥寄点钱。

    黄茹眉常来看我，有时会带些旧衣裳给我，都是她穿过的，有些不合身，却也比我身上的工作服光鲜。她看着我，总会叹气：“茵茵，你这模样，穿这些真是委屈了。女孩子要懂得打扮自己，才能抓住机会。”她开始带我出席一些场合，多是些华人圈的聚会，在一些装修精致的餐厅里，男男女女衣着光鲜，谈笑风生。

    她让我涂上口红，穿上她给的裙子，教我如何给人敬酒，如何说客套话。席间，那些男人们的目光，像黏腻的蛛网，在我脸上、身上缠绕，带着审视和贪婪。他们用粤语或带着口音的普通话开着玩笑，说些暧昧的话，黄茹眉在一旁巧笑倩兮，推着我应酬，说：“这是我侄女茵茵，刚从国内来，大家多照顾。”

    我像个精致的玩偶，被展示，被品评，浑身不自在。我想躲开，却被黄茹眉紧紧拉住。有一次，一个肥头大耳的男人借着酒劲，伸手想摸我的脸，我躲开了，黄茹眉却笑着打圆场：“王老板，您别吓着孩子。”事后，她还怪我不懂事：“王老板是做进出口生意的，认识他对你有好处，你怎么这么不知趣？”

    我渐渐明白了，黄茹眉眼中的“怜悯”，底色是“利用”。她看中的，是我这朵来自山间的“茉莉花”的新鲜与美貌，想把我当作攀附人脉、换取利益的工具。姑父黄中雄对此，是默许，甚至是乐见的。有一次，我听到他和黄茹眉在后台说话，黄茹眉说：“茵茵这模样，要是能搭上李总，咱们餐馆的食材供应就不愁了。”姑父笑着说：“你看着办，别出什么乱子就行。”

    姑姑偶尔会流露出不安，私下里拉着我的手，小声劝我：“茵茵，别跟茹眉去那些场合，不安全。”可这话刚说完，姑父就走了过来，脸色一沉，喝止道：“女人家懂什么？茹眉是为了茵茵好，为了这个家好！你少管闲事。”姑姑便噤了声，低下头，眼神里的愧疚更深了，却再也不敢多说一句话。

    我这才想起父亲当年的话。他看人，是准的。黄中雄确非善类，自私自利，眼里只有利益；而黄茹眉，不过是替他物色“资源”的掮客，踩着别人的梦想，为自己谋利。

    伦敦的雾，不只是天气，更是人心。这里的天空总是灰蒙蒙的，像被一层薄纱笼罩，看不清真相。我感到自己像一株被移植到污浊土壤里的茉莉，周围是肮脏的算计和虚伪的笑容，我努力汲取着仅有的阳光，却快要窒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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