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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但你尝试了，”贝亚特里斯握住他的手，“而且你让那些人不得不公开反对改善工人待遇。这在舆论中会留下印记。”

    “舆论？”杜阿尔特苦笑，“谁在乎舆论？富人有财富，穷人有不满，但权力在中间，只在乎平衡。”

    贝亚特里斯坦沉默片刻，然后说：“今天收到萨格里什的信。若昂在航海学校的星象比赛中得了第一。菲利佩和伊莎贝尔……他们决定结婚了。简单的仪式，就在萨格里什小教堂。”

    好消息，但在这个夜晚，感觉遥远而不真实。杜阿尔特想起父亲，想起恩里克王子，想起那些最初的日子——那时航海是梦想，是探索，是连接世界的渴望。现在，它主要是生意，是利润计算，是权力游戏。

    “我想辞职，”他突然说，“回萨格里什，教书，写回忆录，培养下一代真正的航海家。”

    “如果你现在辞职，他们会说你是因为改革失败而赌气退出，”贝亚特里斯坦理智地说，“而且接替你的会是完全信奉利润至上的人。至少现在，你还能在关键决策上施加一些影响。”

    “微乎其微的影响。”

    “但总比没有好。”

    争论又回到原点。两人都累了，不仅是身体的疲惫，更是灵魂的疲惫。

    窗外，雨停了，里斯本的灯火在湿漉漉的街道上倒映。这座城市从未如此富有，也从未如此分裂。

    杜阿尔特想起在印度看到的那些古老文明。它们曾经辉煌，然后衰落。衰落的原因往往不是外敌入侵，而是内部腐蚀：贪婪、不公、遗忘初心。

    葡萄牙会走上同样的路吗？在到达巅峰时，开始下滑？

    他没有答案。只有沉重的问题，和越来越少的希望。

    六、萨格里什的婚礼与警告

    1470年春天，伊莎贝尔和菲利佩在萨格里什小教堂结婚。仪式简单温馨，只有家人、朋友和航海学校的同事参加。伊莎贝尔三十五岁，菲利佩五十二岁——迟到的结合，但因此更加珍贵。

    杜阿尔特和贝亚特里斯坦从里斯本赶来。若昂十三岁，已经是个有自己想法的少年，坚持要留在萨格里什继续学习，而不是随父母回里斯本。

    “我想成为航海家，”男孩说，“但不是为了财富，而是为了知识。像爷爷那样，像菲利佩叔叔那样。”

    婚礼上，莱拉七十五岁，坐着轮椅参加。她的眼睛几乎失明，但听力依旧敏锐。当神父宣布菲利佩和伊莎贝尔结为夫妻时，她流下了眼泪。

    “贡萨洛会高兴的，”她对杜阿尔特说，“他知道菲利佩会成为家庭的一部分。那个从风暴中救下的男孩，现在成了我们的家人。”

    仪式后的庆祝在航海学校的庭院举行。月光，海风，简单的食物，真诚的祝福。与里斯本的奢华宴会相比，这里朴素得多，也真实得多。

    菲利佩在祝酒时说：“我和伊莎贝尔决定不要孩子。不是因为我们不能，而是因为我们想把精力和爱给予更多年轻人——那些来到萨格里什学习航海的年轻人。他们将是我们的遗产。”

    掌声中，杜阿尔特感到一种混合的情绪：为妹妹高兴，但也为自己悲哀。菲利佩和伊莎贝尔选择了一条纯净的道路：留在萨格里什，远离权力和财富的腐蚀，专注于传承真正的航海精神。而他自己，被困在里斯本的镀金牢笼里。

    庆祝活动进行到一半时，一个信使匆匆赶来，交给杜阿尔特一封加急信件。是国王的命令：立即返回里斯本，讨论“印度贸易的紧急事务”。

    “现在？”贝亚特里斯坦皱眉，“婚礼还没结束。”

    “国王的命令。”杜阿尔特叹气。

    他提前离开，与新人简短道别。“抱歉，我必须回里斯本。”

    伊莎贝尔拥抱他：“我们理解。但要小心，哥哥。里斯本……那里的空气有毒。”

    骑马返回里斯本的路上，杜阿尔特打开了信件副本。所谓的“紧急事务”是：一群里斯本商人提出，为了进一步提高利润，应该垄断印度洋的某些关键商品——特别是胡椒和肉桂——通过控制产量和价格。这需要更积极的军事介入：在印度洋建立舰队，控制关键海峡，甚至占领某些产地。

    这个计划将彻底改变葡萄牙在印度洋的角色：从贸易参与者变成垄断者，从商人变成征服者。

    杜阿尔特感到寒意。这不是航海，不是探索，不是连接。这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，将引发与阿拉伯世界、印度诸王国甚至中国的冲突。

    他快马加鞭，希望能在决定做出前赶到。

    但在里斯本王宫，气氛已经热烈。商人们展示了诱人的数字：如果垄断成功，利润可能再翻三倍。军官们渴望建功立业，贵族们梦想更大荣耀，国王眼中是帝国扩张的光芒。

    “阿尔梅达骑士，你来得正好，”阿方索五世说，“我们在讨论一个伟大的计划：让葡萄牙成为印度洋的主人！”

    杜阿尔特试图提出警告：军事行动的风险，长期维持的成本，可能引发的联合反抗，道德上的问题……

    但他很快意识到，没有人想听警告。他们想听承诺，想听荣耀，想听财富。

    会议持续到深夜。最终，国王决定：成立印度洋舰队，由经验丰富的海军将领指挥；授权贸易公司在必要时使用武力保护“贸易利益”；拨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建立要塞。

    杜阿尔特的反对意见被记录在案，但决定已经做出。

    离开王宫时，已是黎明。疲惫不堪的杜阿尔特在塔霍河边停下，看着晨光中的城市。里斯本在晨曦中美得惊人：白色的建筑，红色的屋顶，金色的教堂尖顶，蓝色的河水。

    但杜阿尔特看到了别的东西：他看到未来的战舰从这条河驶出，前往印度洋执行征服任务；看到未来的冲突和流血；看到一个曾经勇敢探索的国家，变成了贪婪的帝国。

    他想起萨格里什的婚礼，想起菲利佩和伊莎贝尔纯净的誓言，想起若昂天真的眼睛，想起父亲和恩里克王子最初的梦想。

    然后他想起自己的位置：印度事务总监，这个系统的管理者，即使不赞同，也在执行。

    那一刻，杜阿尔特做出了决定。他不能改变潮水的方向，但他可以选择不再随波逐流。

    回到宅邸，贝亚特里斯坦还没睡。“怎么样？”

    “我决定辞职，”杜阿尔特平静地说，“不是赌气，不是逃避，而是原则。我不能管理一个我越来越不认同的系统。”

    贝亚特里斯坦拥抱他：“我支持你。那我们回萨格里什？”

    “不完全是，”杜阿尔特说，“我想写一本书。关于葡萄牙的航海史，关于那些被遗忘的原则，关于可能的不同道路。也许我无法改变现在，但也许可以影响未来。”

    1471年，杜阿尔特·阿尔梅达正式辞去印度事务总监职务。国王勉强接受，赐予他伯爵头衔作为安抚，但实际权力交给了更顺从的人。

    杜阿尔特和贝亚特里斯坦搬回萨格里什，但保留了里斯本的宅邸——为了偶尔的必要访问。他开始撰写《海洋与星辰：葡萄牙航海回忆与反思》，同时协助菲利佩管理航海学校。

    但时代的潮流继续汹涌前进。1473年，葡萄牙印度洋舰队在阿拉伯海取得第一次重大胜利，击败了阿拉伯-印度联合舰队。里斯本举行了盛大庆典，新的英雄诞生。

    在萨格里什，杜阿尔特看着庆祝的焰火在夜空中绽放，遥远而不真实。

    “你觉得我们错了吗？”菲利佩问，“早期探索时，我们相信自己在做正确的事。”

    “我们没有错，”杜阿尔特说，“但成功腐蚀了初心。就像黄金在空气中会氧化，理想在权力和财富中会变质。”

    1475年，杜阿尔特五十七岁，完成了回忆录的初稿。他把手稿给贝亚特里斯坦看，给莱拉读（母亲的眼睛已经几乎看不见，但听力依然敏锐），给若昂讨论（儿子十八岁，正准备第一次印度航行）。

    “你会发表吗？”贝亚特里斯坦问。

    “也许等我死后，”杜阿尔特说，“现在发表，会被视为批评国王和现行政策。”

    “但你确实在批评。”

    “是的，但我希望批评能成为遗产，而不是罪名。留给后人判断。”

    那年秋天，莱拉在睡梦中去世，享年八十岁。她安葬在萨格里什的小墓园，与贡萨洛的衣冠冢相邻。墓碑上刻着双语铭文，阿拉伯文和葡萄牙文：“她连接了两个世界，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。”

    葬礼上，杜阿尔特看着母亲安息的土地，看着远处的海洋，看着来来往往的船只。葡萄牙正处于巅峰：财富，权力，荣耀。但巅峰之后总是下坡，而他们已经开始下滑——虽然大多数人还没意识到。

    若昂的船队即将出发去印度。临行前，杜阿尔特给了儿子那本家族传承的铜星盘，和一份回忆录的手抄本。

    “带着这些，”他说，“记住：航海不仅是技术和贸易，也是选择和责任。你会看到两个葡萄牙——一个在里斯本的宫殿里，一个在萨格里什的星光下。选择你相信的那个。”

    若昂拥抱父亲：“我会回来的，带着我自己的观察。”

    “无论你带回什么，”杜阿尔特说，“都要真实。真实比赞美更有价值。”

    船队离开时，杜阿尔特和贝亚特里斯坦站在萨格里什角，就像多年前他们站在这里送别杜阿尔特自己一样。

    “时间循环了，”贝亚特里斯坦说，“但世界改变了。”

    “我们也是，”杜阿尔特握住妻子的手，“但我们在一起。这是最重要的。”

    船队消失在海平线上。萨格里什的灯塔开始旋转，光芒划破渐浓的暮色。

    历史在前进，潮汐在起伏，一个帝国在不知不觉中接近转折点。但在这一刻，在葡萄牙的最南端，一对夫妇并肩站立，握着彼此的手，望着海洋，守着记忆，怀着希望——即使希望越来越像星光，遥远而微弱，但依然在黑暗中闪烁。

    远处的里斯本在庆祝又一个胜利，又一个财富，又一个征服。但在这里，在萨格里什的岩石和海风之间，有些人还记得：航行的意义不在于到达多远，而在于如何航行；不在于带回多少财富，而在于留下什么遗产。

    灯塔的光芒稳定地旋转着，一次，又一次。指引船只，提醒方向，在无尽的时间中，成为不变的承诺。

    　　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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